2019年的行程已過半，保險業嚴監管迎來“半年考”。北京商報記者最新統計發現，上半年，全國保監系統針對保險業累計發布罰單375張，共處罰金超5800萬元。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的罰單數量減少四成，處罰金額縮減近半并。不過，編制虛假材料這一“頑疾”依舊是主要違規項目，同時借助微信等平臺宣傳誤導也漸漸“抬頭”。而與去年明顯不同的是，明確責任主體這一監管要求已清晰反映在罰單上，超過100張罰單指向個人。
01
嚴監管成效明顯，上半年罰單量減半
以罰單落款日期來統計，2019年上半年監管針對保險業發布的375張罰單中，上海、黑龍江、四川（含宜賓）、云南、大連5地銀保監局發布的罰單量位居前5位，分別為69張、39張、37張、20張、18張，上述5地銀保監局針對保險業發布的罰單共183張，約占據上半年罰單總量的一半。
從處罰金額來看，處罰金額超百萬元的罰單有3張。其中，中華聯合財險成都支公司因拒不依法履行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義務、編制或者提供虛假資料以及虛假理賠以沖銷投保人應繳的保險費此三項違規行為，共計被罰155萬元；華貴人壽因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如飛天茅臺(600519)等三項違規累計被罰130萬元；太保財險重慶分公司、肖欣、王鑒、陳鵬、劉樹平因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利益以及編制虛假財務資料被罰130萬元。
另外，有19張罰單涉及取消責任人任職資格、取消業務許可證、停止開展新業務等處罰。例如襄陽瑞森實業有限公司因拒絕及消極應對監管檢查，決定吊銷公司保險兼業代理業務許可證；中國人壽北京昌平支公司、郭瑞森，鄧平因拒絕妨礙監督檢查、欺騙投保人，累計被罰50萬元，以及責令停止接受新業務一年。
對比去年同期，監管針對保險業累計下發罰單620張，共處罰金額超過1億元的數字，今年上半年保險業罰單數量約減少四成，處罰金額減幅近一半。在今年5月，銀保監會下發《關于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指出，2017、2018年，連續兩年開展整治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由此看出，雖然嚴監管之后，保險業亂象已明顯減少，進而促使今年上半年年的罰單量也有所降低。
不過，監管依舊沒有放松，銀保監會在《通知》中指出，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成因復雜，整治工作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而在2019年在保險領域“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要點涉及5大方面，分別為公司治理、資金運用、產品開發、銷售理賠、業務財務數據。
02
編制虛假材料占大頭，微信宣傳誤導引關注
從罰單來看，保險機構的違規種類繁多，其中編制虛假材料的相關違規占比最高。據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罰單違規內容中明確指出存在編制或者提供虛假的報告、報表、文件、資料相關違規的罰單有110張，約占罰單總量的三成。
例如，人保財險南充市分公司因該項違規被四川銀保監局共處罰金70萬元；杭州國宏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因未按規定投保職業責任保險以及編制或者提供虛假的報告、報表、文件、資料，被罰50萬元。
而對于編制虛假材料違規多發的原因，中國社科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向楠表示，一方面，這些資料是企業對外傳遞自身資質和運行情況的載體，是各利益相關者判斷企業狀況的主要依據，也是保險監管行政決定的重要參考，所以企業有動力“美化”；另一方面，這些違規一般沒有消費者投訴，也通常不涉及公司治理等的大事件，所以往往需要監管機構擴寬檢查覆蓋面、加強現場檢查、提升檢查的技術手段才能發現。
另外，一些傳統違規項目依舊多發，例如在今年上半年的罰單中，涉及給予被保險人合同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的有58張，欺騙投保人的有21張，公司管理人員任職資格違規的有22張，公司檔案管理方面違規的有26張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9張罰單涉及微信及自媒體宣傳誤導。今年1月，因工銀安盛山西分公司銀保部副經理利用微信朋友圈向不特定人群發送夸大保險產品功能的信息等相關違規，工銀安盛人壽山西分公司及相關責任人被罰8萬元；今年3月，據冀銀保監保罰決字〔2019〕2號罰單顯示，經查，中信保誠保定中支在微信群編發內容不實的保險營銷宣傳信息，由此被被罰1.5萬元。
而在2018年以及今年1月，銀保監會都曾發布《關于防范利用自媒體平臺誤導宣傳的風險提示》，以提醒廣大消費者提高風險意識，準確識別慣用誤導手法，例如包括宣傳保險產品即將停售或限時銷售，如使用“秒殺”、“全國瘋搶”、“限時限量”等用語；發布“保本保息”、“保本高收益”等信息混淆保險產品和其他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等。
而在2018年以及今年1月，銀保監會都曾發布《關于防范利用自媒體平臺誤導宣傳的風險提示》，以提醒廣大消費者提高風險意識，準確識別慣用誤導手法，例如包括宣傳保險產品即將停售或限時銷售，如使用“秒殺”、“全國瘋搶”、“限時限量”等用語；發布“保本保息”、“保本高收益”等信息混淆保險產品和其他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等。
03
監管明確責任主體，針對個人處罰增多
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監管機構針對保險行業開出的罰單量有所減少，但明顯不同的是，針對個人的罰單明顯增多，由此也凸顯出明確責任主體的監管要求。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375張罰單中有103張罰單的處罰主體為個人，不包含機構。而在去年同期，針對個人開出的罰單僅為個位數。同時，今年還有不少罰單是保險機構與個人一并處罰。
例如，今年3月29日大連銀保監局下發的罰單顯示，人保財險大連市分公司電子商務部向客戶贈送積分用以抵扣車險保費，當事人張日東因此被罰10萬元。今年6月，上海銀保監局指出，因公司財務事項不真實，張蕾蕾作為上海廣匯德太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人事總監應對上述事實負責，因此，張蕾蕾被罰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罰單也反映出，即使中介機構出現問題，所涉及的保險公司及相關負責人也會面臨連帶責任收到處罰。
例如，太保財險徐州中心支公司及下轄多家機構通過江蘇民安保險代理有限公司虛開中介業務手續費發票77張。雖然是代理公司違規開具發票，但保險公司以及相關責任人同樣面臨處罰。最終，太保財險徐州中心支公司、江蘇民安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以及兩公司的負責人喬劍冰、何慶武均領到罰單，其中喬劍冰虛構保險中介業務方式套取費用被罰10萬元，何慶武因利用業務便利為其他機構或者個人牟取不正當利益被罰10萬元。
有保險經紀公司從業人員告訴記者，一些中介機構為了相關利益已變成保險公司的走賬平臺。而在今年2月，銀保監會加大中介市場監管，發布《加強保險公司中介渠道業務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險公司建立權責明晰的中介渠道業務管理制度體系，其中明確指出保險公司要加強對合作中介渠道主體的管理，同時保險公司不得利用中介渠道主體開展違法違規活動。
對此，王向楠表示，加強對主體責任人的處罰是國內外保險監管的趨勢，現實經營中存在著多重委托代理問題，決定某個具體行為的基本均是個人（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其決策時考慮的通常是自己的收益和預期成本，而企業的其他人員并未參與甚至不知情。因此，加強對主體責任人的處罰才能有效治理違規行為，并減少“傷及無辜”，從長遠看，這也有助于促使企業完善內控和培育誠信經營文化。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保險秘聞。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和訊網立場。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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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監管成效明顯，上半年罰單量減半
以罰單落款日期來統計，2019年上半年監管針對保險業發布的375張罰單中，上海、黑龍江、四川（含宜賓）、云南、大連5地銀保監局發布的罰單量位居前5位，分別為69張、39張、37張、20張、18張，上述5地銀保監局針對保險業發布的罰單共183張，約占據上半年罰單總量的一半。
從處罰金額來看，處罰金額超百萬元的罰單有3張。其中，中華聯合財險成都支公司因拒不依法履行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義務、編制或者提供虛假資料以及虛假理賠以沖銷投保人應繳的保險費此三項違規行為，共計被罰155萬元；華貴人壽因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如飛天茅臺(600519)等三項違規累計被罰130萬元；太保財險重慶分公司、肖欣、王鑒、陳鵬、劉樹平因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利益以及編制虛假財務資料被罰130萬元。
另外，有19張罰單涉及取消責任人任職資格、取消業務許可證、停止開展新業務等處罰。例如襄陽瑞森實業有限公司因拒絕及消極應對監管檢查，決定吊銷公司保險兼業代理業務許可證；中國人壽北京昌平支公司、郭瑞森，鄧平因拒絕妨礙監督檢查、欺騙投保人，累計被罰50萬元，以及責令停止接受新業務一年。
對比去年同期，監管針對保險業累計下發罰單620張，共處罰金額超過1億元的數字，今年上半年保險業罰單數量約減少四成，處罰金額減幅近一半。在今年5月，銀保監會下發《關于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指出，2017、2018年，連續兩年開展整治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由此看出，雖然嚴監管之后，保險業亂象已明顯減少，進而促使今年上半年年的罰單量也有所降低。
不過，監管依舊沒有放松，銀保監會在《通知》中指出，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成因復雜，整治工作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而在2019年在保險領域“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要點涉及5大方面，分別為公司治理、資金運用、產品開發、銷售理賠、業務財務數據。
02
編制虛假材料占大頭，微信宣傳誤導引關注
從罰單來看，保險機構的違規種類繁多，其中編制虛假材料的相關違規占比最高。據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罰單違規內容中明確指出存在編制或者提供虛假的報告、報表、文件、資料相關違規的罰單有110張，約占罰單總量的三成。
例如，人保財險南充市分公司因該項違規被四川銀保監局共處罰金70萬元；杭州國宏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因未按規定投保職業責任保險以及編制或者提供虛假的報告、報表、文件、資料，被罰50萬元。
而對于編制虛假材料違規多發的原因，中國社科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向楠表示，一方面，這些資料是企業對外傳遞自身資質和運行情況的載體，是各利益相關者判斷企業狀況的主要依據，也是保險監管行政決定的重要參考，所以企業有動力“美化”；另一方面，這些違規一般沒有消費者投訴，也通常不涉及公司治理等的大事件，所以往往需要監管機構擴寬檢查覆蓋面、加強現場檢查、提升檢查的技術手段才能發現。
另外，一些傳統違規項目依舊多發，例如在今年上半年的罰單中，涉及給予被保險人合同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的有58張，欺騙投保人的有21張，公司管理人員任職資格違規的有22張，公司檔案管理方面違規的有26張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9張罰單涉及微信及自媒體宣傳誤導。今年1月，因工銀安盛山西分公司銀保部副經理利用微信朋友圈向不特定人群發送夸大保險產品功能的信息等相關違規，工銀安盛人壽山西分公司及相關責任人被罰8萬元；今年3月，據冀銀保監保罰決字〔2019〕2號罰單顯示，經查，中信保誠保定中支在微信群編發內容不實的保險營銷宣傳信息，由此被被罰1.5萬元。
而在2018年以及今年1月，銀保監會都曾發布《關于防范利用自媒體平臺誤導宣傳的風險提示》，以提醒廣大消費者提高風險意識，準確識別慣用誤導手法，例如包括宣傳保險產品即將停售或限時銷售，如使用“秒殺”、“全國瘋搶”、“限時限量”等用語；發布“保本保息”、“保本高收益”等信息混淆保險產品和其他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等。
而在2018年以及今年1月，銀保監會都曾發布《關于防范利用自媒體平臺誤導宣傳的風險提示》，以提醒廣大消費者提高風險意識，準確識別慣用誤導手法，例如包括宣傳保險產品即將停售或限時銷售，如使用“秒殺”、“全國瘋搶”、“限時限量”等用語；發布“保本保息”、“保本高收益”等信息混淆保險產品和其他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等。
03
監管明確責任主體，針對個人處罰增多
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監管機構針對保險行業開出的罰單量有所減少，但明顯不同的是，針對個人的罰單明顯增多，由此也凸顯出明確責任主體的監管要求。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375張罰單中有103張罰單的處罰主體為個人，不包含機構。而在去年同期，針對個人開出的罰單僅為個位數。同時，今年還有不少罰單是保險機構與個人一并處罰。
例如，今年3月29日大連銀保監局下發的罰單顯示，人保財險大連市分公司電子商務部向客戶贈送積分用以抵扣車險保費，當事人張日東因此被罰10萬元。今年6月，上海銀保監局指出，因公司財務事項不真實，張蕾蕾作為上海廣匯德太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人事總監應對上述事實負責，因此，張蕾蕾被罰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罰單也反映出，即使中介機構出現問題，所涉及的保險公司及相關負責人也會面臨連帶責任收到處罰。
例如，太保財險徐州中心支公司及下轄多家機構通過江蘇民安保險代理有限公司虛開中介業務手續費發票77張。雖然是代理公司違規開具發票，但保險公司以及相關責任人同樣面臨處罰。最終，太保財險徐州中心支公司、江蘇民安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以及兩公司的負責人喬劍冰、何慶武均領到罰單，其中喬劍冰虛構保險中介業務方式套取費用被罰10萬元，何慶武因利用業務便利為其他機構或者個人牟取不正當利益被罰10萬元。
有保險經紀公司從業人員告訴記者，一些中介機構為了相關利益已變成保險公司的走賬平臺。而在今年2月，銀保監會加大中介市場監管，發布《加強保險公司中介渠道業務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險公司建立權責明晰的中介渠道業務管理制度體系，其中明確指出保險公司要加強對合作中介渠道主體的管理，同時保險公司不得利用中介渠道主體開展違法違規活動。
對此，王向楠表示，加強對主體責任人的處罰是國內外保險監管的趨勢，現實經營中存在著多重委托代理問題，決定某個具體行為的基本均是個人（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其決策時考慮的通常是自己的收益和預期成本，而企業的其他人員并未參與甚至不知情。因此，加強對主體責任人的處罰才能有效治理違規行為，并減少“傷及無辜”，從長遠看，這也有助于促使企業完善內控和培育誠信經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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